2、“逆周期因子”

　　 过去的七年间，人民币汇率的“逆周期因子”调节经历了启动、恢复中性、重新启动、淡出使用四个阶段。分析各个阶段的宏观背景，我们可以发现，“逆周期因子”主要应用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阶段中，2017年首次使用“逆周期因子”时，人民币汇率处于长升值趋势的短贬值风波中；2018年8月在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承压贬值的背景下，“逆周期因子”重新启动。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为强烈时，“逆周期因子”的抑制作用不大，这可能与“逆周期因子”的非对称贬值的机制设计有关。

　　“逆周期因子”政策的每一次变动，人民币汇率都会大幅调整，这既有对中间价形成机制进行调整的原因，也有政策意图信号传递的因素。“逆周期因子”作用于市场供求力量对汇率变动的影响，可以过滤外汇市场的“羊群效应”，使市场行为更加理性。从历史来看，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调整往往先行于“逆周期因子”政策的调整，且“逆周期因子”政策的调整常常发生在每轮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中后期。从这个角度上看，“逆周期因子”是比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更有效的稳汇率政策工具，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方向是不断市场化，让汇率更能反映经济基本面和外汇市场供求对比。经济基本面与外汇市场供求相背离时，使用“逆周期因子”是对这种偏离的矫正，当两者趋向一致时，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体现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3、央行发行离岸人民币票据

　　央行离岸人民币票据的发行开始于2015年10月，央行在伦敦成功发行了规模为50亿元、票面利率为3.1%的1年期离岸人民币票据。与在岸人民币汇率相比，离岸人民币汇率对人民币升贬值的预期更为敏感，具体表现为升贬值幅度更大。离岸市场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促使企业和金融机构将部分人民币资金从离岸市场转移至在岸市场。

　　发行离岸人民币票据意味着缩紧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因此企业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融资成本更高，部分人民币融资需求可能由在岸人民币市场承接。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变化从资金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在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两者的作用方向相反。此外百亿体量的离岸人民币票据与万亿级别的离岸人民币资金相比，规模较小，因此央行发行离岸人民币票据对在岸人民币市场的影响更多的是起到信号传导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手段，而非稳汇率政策的工具。

4、外汇存款准备金

　   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遏制、经济快速复苏，人民币自2020年6月步入升值通道。2021年4月开始，海外资本的流入加快了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下调人民币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0、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不断与市场沟通进行预期管理等举措对压制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收效甚微。2021年6月央行将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2个百分点至7%，直接锁定约200亿美元的外汇流动性。2021年11月央行又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至9%，再次锁定约200亿美元的外汇流动性。2022年5月央行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至8%，9月15日又下调2个百分点至6%。

　　与“逆周期因子”调节和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相比，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在调节力度的选择上空间更大。2021年6月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2%，市场反应激烈，人民币汇率从5月底到7月底累计贬值2.21%。2022年5月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幅度较温和，人民币汇率在小幅升值震荡后又重回贬值通道。虽然外汇干预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但无法逆转长期趋势。本月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但面对美联储加息缩表加持下的强势美元，人民币仍持续贬值，离岸人民币已跌破7.2的关口。

　　除了以上稳汇率政策工具外，央行还通过积极地与市场沟通引导预期，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8·11汇改”以来，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单边预期对汇率的冲击被放大，创设多层次多种类稳汇率政策工具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单边预期的自我强化和实现，从而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